《思考中華民國》筆記（3）： 第三章 革命文學的興起：個性與階級性的消長
張讚合 2024/12/26
楊儒賓：《思考中華民國》，聯經出版公司，2023
（不是書評，不是讀書心得，只是記下主觀上認為重要的文句）
中國共產黨在1921年創黨時，黨員人數只有五十多人，但二十八年間即席捲天下，而且是打敗帶領全國軍民抗日有功的的國民黨政權，這樣快速的時間確實驚人，而這和革命文學的興起有關。
五四運動發生後沒幾年，中國文壇幾乎已成了馬克思主義主導的局面，原先由胡適引發的文學革命的理念則退居第二線。1923年以後的《新青年》可以說是中共中央的純理論機關雜誌，徹底黨化了。五四新文學吶喊家庭的罪惡，孝慈的虛偽，但去除家庭的倫理關係後，個人主義的個人還剩下什麼內容呢？當世界仍是如此複雜，政治仍是如此黑暗，一種單調無共感的個人主義主體能夠成什麼事呢？一旦個人主義的行動基礎坍塌，集體性格的階級史觀取而代之以後，階級人性論即冠冕堂皇地步上了歷史的舞台。
「革命文學」意指建立在階級史觀上的一種文學主張，也必然成為革命壓過文學的一種主張。1926年出現的郭沫若的〈革命與文學〉一文應該具有指標的意義。郭沫若之文針對的是五四早期主張「人的文學」的那些自由主義的文人與學者，意圖拔掉他們「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浪漫主義」的旗幟。1930年中共支持的「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魯迅成為此新文學路線的盟主。1942年五月毛澤東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宣稱文藝從屬於政治，文學的目的在為工農兵服務，文學必須是黨的。毛澤東一話定江山，成為爾後紅色中國文學藝術圈的憲法。
五四新文學運動背後的人性觀是由個體性原理發展到階級性原理的過程。當時代潮流由文學革命流向革命文學後，革命文學果真引爆了真正的革命。很不幸地，革命還反噬一口，革掉了孵育它的文學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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