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中華民國》筆記（5）：第五章 時間開始了：一九四九年的兩場歷史巨變
張讚合 2025/1/1
楊儒賓：《思考中華民國》：聯經出版公司，2023
（不是書評，不是讀書心得，只是記下主觀上認為重要的文句）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向全世界宣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當時主要文藝領導人之一的胡風為開國盛典寫下了著名的長詩，一開始就寫道：「時間開始了，祖國新生了，人民站起來了」。
該年的12月7日，中華民國政府遷都台北。國府遷台可視為中華民國的新生，中國歷史方向的重新定位，渡海的新中華民國的存在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抗爭，而且是一種有辯證意義的否定。這個從廢墟中站立起來的國家，它的存在既有歷史台灣的脈絡，也有歷史中國的脈絡，它也代表一種中國的願景。
1949年共產主義革命，中共打造了一個旗幟鮮明的共產中國，共產黨反自由主義，反中國文化傳統，主張要以武裝革命的暴力路線，不管在理論或在實踐上，都是清清楚楚的。共產主義革命不同於中國歷代的造反者，在於它有強烈的意識型態，它不只要以力服人，也要以理服人，而且還有一套改造思想的機制。他要在人們的靈魂深處鬧革命。共產主義政權的成立和整個中國近世現代化的政治工程斷了線。
中共執政以後，一連串的破舊立新，以至發展到文化大革命，這條暴力路線並不是憑空生起的，它是民國新文化運動的自然發展。我們極少看到民族主義特別高漲的古文明子民竟然以摧毀傳統文化作為民族新生的標誌。但共產黨人確實是以摧毀傳統文化作為民族新生的標誌，而他的中華民族的認同又是建立在這種瓦解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價值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重要的屬性，乃是「中華」一詞的內容的全面更新，「中華」不再指向五千年的文教傳統，恰好相反，「中華」被指認為與文教傳統距離最遠的社會底層：貧下中農；他們的生活習慣以及表現在歷史上的農民革命，這才是「中國」的內涵。
興亡自古尋常事，但歷代的朝代更替，很少像共產中國這樣赤裸裸地將傳統中國的主流價值系統視為完全負面的封建文化，而且以埋葬它為職志。歷代的農民革命從來沒有發生這麼強的意識型態作用，也沒起過這麼強的獻身情感。我們不能不正視素樸的農民革命的殘酷面，卻不能不承認它有極偉大的理想。農民真的有可能被調撥出他們的積極性了。共產主義革命是距離中國傳統最遠，卻又與中國土地最近，兩者糾葛最深的一場革命。
中共的勝利不只是政治的勝利，它也是道德的勝利，熊十力的說法是：「彼有思想、有學說，有為其所據之正義，而公憤且歸於彼矣。」熊十力獨特的體用論哲學與批判的外王哲學立場，使得他自認為可以和中共的理念相合。他幾乎是「1949」之後唯一可以出版自己的哲學著作，也沒作過檢討的哲學家。熊十力最後的歲月遇上文化大革命，他於紅潮氾濫之際，受紅衛兵侮辱，整日以在上海街頭吶喊「中國文化亡了」作結，他的生命即終止於絕望的吶喊聲中。
梁漱溟也選擇留在大陸。他原本即支持的農村路線、反帝思想，他和共產黨的關係確實越來越近。然而，經過文革這場浩劫，梁漱溟對毛澤東的晚年有極大的意見，他顯然認為毛澤東是老來昏庸了，但他最佩服的當代政治人物當中，毛澤東還是第一人。熊、梁兩人留在中國大陸，也曾嘗試在儒家理想與共產主義理念之間尋找銜接的管道。熊、梁固為一代大哲，但面對「共產主義在中國」引發的巨變，他們沒有提供合理的解決方案。
熊、梁的學生輩、海外新儒家的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人則明確地切斷了共產主義與新儒家方案的連接。不但如此，落在現實政治上，他們很果敢地選擇了落難的中華民國，而嚴肅譴責中華人民共和國背叛了中國路線。他們政治上鮮明的立場表達在1957年那篇由他們三人與張君勱聯合發表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他們支持中華民國，不見得是支持國民黨，也不見得支持蔣介石。最重要的理由是他們認定憲政民主的出現是儒家之所欲，中華民國是當時唯一有可能實踐民主自由理念的政治實體，國民黨是唯一有資格抗衡共產黨勢力的組織，情勢使得反共的學者自然而然地站在國民黨這邊。代表中國的國家只能立足於中華文化的土壤上，他們相信憲政民主體制的不朽意義，很不巧的，中共恰好不遵循這條路線。他們認為中華民國成立，原則上，它即是永恆的、終極的。國家掌權者（如蔣介石）或許會犯嚴重錯誤，國家的命運或許也有極坎坷的時候，但這無礙於中華民國這個政治理念的永恆意義。
落難來台的中華民國政府最大的貢獻，乃是它帶來中華民國的理念以及史無前例的大批人才與文化財，在不以統治者的個人意志為依歸的方式，竟能在台灣補考，回應辛亥革命的理念，歷史的災難同時帶來了歷史的福報，它同時也回應了台灣四百年來最深切的文化渴望。1949年後來自中華民國的貢獻遠超過日本帝國治台時期的貢獻。渡海來台的不僅有故宮博物院，還有許多在台復校的大學。文化人中更有台灣史上極罕見的一流知識人如胡適、傅斯年、錢穆、牟宗三、徐復觀、梁實秋、林語堂、張大千、溥心畬、于右任、臺靜農、印順等人。這些中國第一流知識人來到台灣後引發的巨大能量，四百年台灣史未見。
日本殖民時期台灣反抗運動最重要的武器也是來自中華文化的力量，不管祖國派的蔣渭水或自治派的林獻堂，無不如此。中華民國的民主工程仍是延續1949年12月7日的歷史使命而來，而它又有台灣史的內容。中華民國的中華性質事實上是在台灣恢復的。中華民國在台灣補考後，終於獲得本來面目，它的理念應該可以更有底氣地交付給未來的歷史女神作宣判。
